永安保险公司未尽说明义务 免责条款无效

首先，中世纪的法律制度中最具特色而又司空见惯的，是那些渗透着义务、承载着义务的权利，那些满足按照义务要求履行之期待的权利。

贵州出台司法便民33项具体措施。⑤曹士兵：案多人少的韩国法院，载《人民司法》2009年第1期。

事实上，是政治的缺失使我们背离了权利观念的应有之义，不恰当地放大了诉讼在权利保障中的含义。首先，我国法官办案几乎都是单打独斗。与国外法官专司案件审判不同，我国各级法院除了日常的案件审理、判决执行事务外，还要承担大量的非司法工作，如院长工作报告、繁杂的专项报告、上级法院布置的调研任务、各类考核评比、征地拆迁乃至扶贫帮困、环境保护，等等。总之，《道路交通安全法》增加的不是纠纷，而是诉讼。没有正常运转的政治过程，司法改革的法理牌充其量不过是一张无足轻重的小牌，而且难逃憋死手中的可悲命运。

从地域特征来看，案多主要表现于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和城市区域，而在中西部和农村地区，案件的增长相对不明显。维稳不仅占用了法官的工作时间，也实质性地嵌入了案件审理，直接影响到具体的裁判结果，削弱法院的独立和专业品性，进而使法院应对案多负担变得前途暗淡。就检察制度和检察权来说，今后的检察制度将遵循怎样的改革规律，进行怎样的改革方式，检察权向何种方向发展，都需要在了解我们近代检察权发展轨迹的基础上从容展开。

另一方面，也有人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自身的预设答案来对检察权进行定性，比如根据检察机关的职权内容则会得出其属于行政权的答案。作为限制警察权力和法官权力的专属性权力，检察权的诞生昭示着国家权力和个人关系的变化，其目的是限制国家权力，保护社会成员的权利。虽然长期以来，人们关于检察权的定位，有着很多争议，认为定位为专门的法律监督的检察权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律监督职权存在着权界不明的状态，同时检察权和司法行政权、司法权本身也有职能上的交叉和重叠。该法首次正式使用检察一词，对检察机关的机构设置和职权配置作了基本规定。

注释: *本文为最高人民检察院重大课题《检察工作科学发展战略》(GJ2011A01)阶段性成果。随着历史的发展，到1864年，亚历山大二世着手进行司法改革，西方检察制度在俄国建立起来{15}(P.230)。

[5]相关论证过程参见朱孝清：检察的内涵及其启示，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2期。无论如何，理解检察制度在内的清末立宪改革的种种举措，要和当时中国所处的半殖民地的历史背景紧密联系起来，清末被迫进行的司法改革，和列强的法外治权争夺司法独立息息相关，因此在制度设计上往往以迎合西方法治标准的心态来从事法律改革，因而在现实境遇上缺乏可操作性。{20}(P.838)英国检察官开始只是作为国王的法定代理人，向国王提供法律咨询和参与诉讼，也不承担专门的法律监督职责。新中国检察制度的创建除了受到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影响以外，也受到了苏联影响。

在中国当下所进行的司法改革中，权力监督和权利救济也势必成为检察制度改革继续努力的方向。另外，1949年12月，新中国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根据该条例第三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署受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之直辖，领导下级检察署，具有检察全国各级政府机关及公务人员和全国国民是否严格遵守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及人民政府的政策、方针与法律、法令{3}(P.7)。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不应仅仅关注西方所谓先进的检察理论，更应该回望检察制度的发展历史和它深深嵌入的中国语境。检察制度的发生，仰赖于国家追诉主义理论{20}(P.85)。

{17}《世界著名法典选编•宪法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1922年，列宁在写给斯大林的信中说：法制统一的必要性要求建立一个能够严格监督法律的遵守，保证法律在全国范围内有同一的了解和适用的机关，这个机关必须有充分的威信并脱离地方政权而独立。

{7}朱孝清：检察的内涵及其启示，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2期。检察权并不是内生于中国传统文化基体的，它是近代以来中国学习西方法律制度的结果，同时还有它深处的社会时代背景和中国独特的历史问题。

{4}［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革》，陈仲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在国内方面，就选择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问题，当时的立法者认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最终的价值定位上的取舍是不同的，英美法系在诉讼中奉行不干涉主义，采取的是保护个人主义的立场。参见王桂五：《论检察》，中国检察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这样的一种权力设计同时也决定了，监督不是相互的，即检察权本身是一种单向性的监督权。此处，检察有检举、稽查、考察的意思，这与近代意义上的检察一词在词义上虽有不同，却明显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语义重合。1949年新华社就废除伪法统答记者问时表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但继承了过去的不完全的革命传统，而且正在用完全新式的革命斗争建立着自己的完全革命的新传统，也就是革命的法统。

参见张培田、张华著：《近现代中国审判检察制度的演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7]谢如程：清末检察制度及其实践，华东政法学院2007年博士毕业论文。

检察权作为一种专门的法律监督权，是我国宪法的创设。[23]如检察院的工作内容常常有服务国家经济发展大局，为国家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任务要求。

关键词：检察权 语境 近代 中国性 引言 1999年，依法治国被正式写入现行宪法，法治相较于人治的诸多优越性使其成为中国转变国家治理模式的必然选择。检察机关设置于审判机构内部，确立了审检分立制。

刘国媛、蔡杰认为，由于检察制度相关者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从而导致其中尚存在诸多缺陷，其中最大的缺陷是包括检察权在内的司法权仍从根本上受制于君权，司法独立的改革目标并没有实现。换句话说，中国的检察权只有在中国语境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进入专题： 检察权 。{2}刘方：刍议清末检察改制的借鉴作用，载《法学杂志》2008年第4期。

[9]有学者分析，清末检察制度之所以取法大陆法系并效仿日本，是综合各方面进行取舍的结果。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既是国家的立法机关，也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皆由其选举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

[16]1922年5月28日，苏联通过了《检察机关条例》，其中第2条指出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一切政权机关、经济机关、社会团体、私人组织以及私人的行为是否合法实行监督。民国时期的审检分立到审检合署改革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废除检察制度的呼声{12}，然而，历史最终选择了保存检察制度这一选项。

{16}(P.224)根据列宁有关检察权的论述，检察机关是一个维护统一法制的机关，检察权实施目标指向是中央对地方的统一领导，因此他坚决反对检察机关的双重领导体制。三、检察权的中国性 如前所述，无可否认，检察权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生之物，而是受到西方法治文化冲击的结果。

对此，列宁提出了中央检察权的思想，在联邦范围内实现法制的统一。1902年，《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中第十二款，英国鼓励‘中国深欲整顿本国律例，以期与各西国律例改同一律，表示‘英国允愿尽力协助，以成此举，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判方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检察机构附属在审判衙门中，检察官具有调查案件证据、提起公诉、监督裁判执行和指挥辖区警察等职权，既迎合西方国家的国家追诉的公益价值，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监察文化{7}。一、近代检察制度的来源 从权力配置的角度来讲，国家本身是各种权力的有机组合，权力职能的分配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国家职能的体现。

当我们尝试着理解某一国家的具体制度的时候，由于各国的历史国情和政治体制的差异性，对某种制度和权力的解释也应该回归到该国的具体语境中去，如此才能够真正看清问题的实质。{12}张培田：近代中国检察理论的演进——兼析民国检察制度存废的论争，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年第4期。

如前所述，根据列宁的构想，苏联检察制度解决的主要是各联盟间如何保证法制的统一性的问题，而新中国的检察制度尽管受到苏联检察制度和理论的影响，在现实领域中关注和解决的是红色政权屹立不倒的问题，这也解释了人民检察制度初创时期以镇压反革命为主要工作内容的目标指向。其后，《法院编制法》、《筹办外省省城商埠各级审判厅补订章程》、《拟定各省省城商埠各级审判厅筹办事宜》、《京师审判检察各厅员缺任用升补暂行章程》、《各级审判检察人员升补轮次片》等文件相继出台，清政府逐渐建立了以大理院为最高裁判所，内设检察厅，在地方设置三级审判厅或者裁判所，内设检察局和检事的近代司法制度{8}。

{19}［苏］高尔谢宁：《苏联的检察制度》，东欧所译，新华书店发行1949年版。逻辑上讲，人民代表大会是权力机关，而其他机关仅仅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检察机关仅仅是执行监督职能的职能部门。